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 追寻思想的踪迹

   怀特海和罗素曾并肩工作，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然而，这两位大人物在心有灵犀之外，却也在哲学倾向上有着很深的抵牾。罗素曾说，怀特海思想糊涂；怀特海则断定，罗素头脑简单。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相互论争的哲人和思想家们，也许由于都各有他们坚定的思想立场、有所执著，而相互不能理解。他人思想之难于理解，由此可见一斑。以理解过往思想的意蕴、探讨思想与历史的关联为己任的思想史研究，在给研究者和读者带来探幽入微的乐趣之外，也不断地令人陷入这样的困惑：对于业已成为“史”的“思想”，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又能真正理解多少？
　　怀特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断言，是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此前歌德早已有过意思相似的名言，他说的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思想史领域长期盛行的一个假设，与这两位的名言并无二致，那就是：人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碰到的问题，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思想家之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样一些永恒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探险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智慧宝库的一部分。从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就在于揭示过往思想中所潜藏的永恒问题和永恒智慧。政治思想史领域(同时也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巨擘列奥·施特劳斯，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开篇，他就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大加挞伐。历史主义认定，所有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回避地受到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拘束，因而在具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之外，也具有它注定了无法超越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既对过往思想的历史性下了如此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断语，它就注定了自相矛盾而无法成立。他坚信不疑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因而，对过往经典的研究，其要旨就在于从字里行间仔细探究其微言大义，从中找寻永恒智慧的踪迹。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等著作，就是这种研究路数的体现，而此种研究路数又与施氏本人的思想立场密不可分。
　　对此种路数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伯林就曾嘲讽说，他没有施特劳斯那样的魔眼，看不到在柏拉图那里已经被揭示出来了的永恒真理。然而，伯林在他的《反潮流》等思想史著作中所论列的思想英雄，其共同点都在于反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潮流。他们的思想风格和思想重心五花八门，而在伯林的生花妙笔下，他们的思想价值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人们注定了要在相互冲突而又同样美好的价值间作出抉择。就此而论，伯林似乎也并没有远离那种探寻永恒问题、追索永恒智慧的思想史路数。真正在思想史研究理论反思的起点上，构成另外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当数昆廷·斯金纳和以他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以及柯林武德的思想影响很大。《柯林武德自传》中很精粹地表述了柯氏那一套“问答逻辑”。在柯林武德看来，任何思想命题都是对某一特定问题提出的回答，不理解它所针对的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一命题。任何问与答的综合体总是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思想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于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对于变化不断的问题所提出的变化不断的答案，就构成了思想史的脉络。在柯林武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不可能针对相同的问题，他们所探讨的“国家”和“正义”，也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即便用了表面上一样的名词。
　　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达到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而这就要仰赖他所谓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路数。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提示说，语句的意义不能只从字面来看，而要看它所处的语境。比如，冬天公园湖面的管理人对着企图滑冰的人喊话：“这里的冰太薄。”其中警告、劝诫的涵义就不是字面分析所能揭示的。对于思想史中文本的分析，也只有将它还原到它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还原到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例如，培尔通常被视作嬉笑怒骂的怀疑论者，是启蒙运动哲人们的前驱者。当代思想史研究中偏好做翻案文章的修正派却认定，培尔文字中诸多讨论宗教虔诚的文字应该按其字面涵义来理解，如此一来，培尔似乎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这样的解释，且不说与几乎所有培尔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它还无法解释以下的事实：培尔曾经因为反天主教而被色当大学解除教授职位，后来又因为不够反天主教而被鹿特丹大学解除教职。而倘若他真的是一个虔诚信徒的话，他又如何不只一次地拒绝修改自己著作中那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部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语境就充当了上诉法庭的角色，而对思想史文本的意义作出了有效的裁断。
　　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的若干论文，已汇集为剑桥出版社所出他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的第一卷，其中的名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中译文，已被收入新近出版的《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中。而他的成名作、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他的小册子《马基雅维里》均已出版了中译本。后者是牛津出版社“过往的大师”系列之一种，名家小试牛刀，却颇有可观之处。
　　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进行探索时所激发出来的永恒智慧的储藏所，还是对变化不断的问题的变化不断的答案的汇集处，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两种立场都有其难以排解的困境，是此处无暇讨论的。也许，我等庸人所能持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中庸的立场：思想史上出现的问题，用庄子的话来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变与不变，端赖于我们选取的视角。脱离具体的语境，思想变成了无根游木，很多东西我们无法真切了解；而否认思想家的精神探险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可能，就会有将思想完全还原为语境产物的风险。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关涉到我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理论前提的思考。思想史的写法，涉及太多的问题：思想史是光荣榜(或点鬼簿)上各色思想英雄的言论荟萃和分析，还是各种语境中思想发生、延展与断裂的展示；文本和人物进入思想史的准入资格该如何认定；思想史的谱系如何展现思想史中的连续性和其中所出现的断裂；如何注意和处理思想史中“层累地叠加”的东西，还有那些被逐渐由中心而排斥到边缘以至于被后世淡忘的东西；……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融入了大量作者研究实践中的例证，读来让人备感亲切。历史著作的写法，在19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又一次转型后，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核心。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来，对历史(当然包括思想史)叙事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文本的结构方式就包含了历史解释中所涉及到的认知、意识形态、审美倾向等层面，形式本身就包含了内容(怀特本人的一部重要论文集就径直名为《形式的内容》)。任何学科的进步，都要求对其自身理论前提的不断反思，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恰恰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其写法。
　　从事思想史研究也颇有些年头了，虽然一无所成，但这其中所瞻仰到的诸多思想史家所展示的思想史的风采，却也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中坚持下来。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求学期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何兆武的多种译著和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最早让我领略到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而卡西尔那本薄薄的《卢梭·康德·歌德》(当然还有他那本尚无中译本的《卢梭问题》)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身对康德的喜爱和对卢梭的兴趣固然是重要原因；更要紧的是，对经典著作的博闻强记、对思想材料的细枝末节的精细把握与气势恢宏的描述和解释框架的完美融合，这种仿佛是德国哲人所独有的本领，在我看来是最充分不过地“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李约瑟语)。此外，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现在看起来稍微老了些，不再为人重视，我因为多年来受益良多，未敢相忘，至今尚时时翻阅。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虽然脆弱，却因其思想而高贵。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